人性漫谈
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正因为如此，人性成为古今中外一个魅力无穷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时间不断流逝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哲学家们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本性，也曾提出了各种各样人性理论。一般认为，西方以“性恶论”为主，而中国的人性论则以“性善论”为主。
在西方，对人性的探讨源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以前的时期，哲学家们关注的大多是宇宙本体，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著名命题以后，哲学家转而注重对人自身的研究，人性也开始走进哲学家的研究视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主张，治国要靠人格，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可以说，此时的柏拉图是一个“性善论”者。然而，到了晚年，柏拉图却从“性善论”走向了“性恶论”。他在《法律篇》中指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
f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性“恶论者”。他认为：“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性的体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出了“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的观点。这种对人性的分析和对法治的推崇，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就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存在着丑恶、自私等不完善的方面，尤其是人的道德的天性无法普遍抗拒权力的腐蚀，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他们才主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对人性的探讨始于先秦时期的孔子。孔子对人性虽未曾明确提出“性善”或“性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