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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作者：刘晓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7期
摘要：张爱玲小说表现的生存场景往往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他的小说中，此案或的生命在慢慢风干，生存的漫长岁月就像一把锯子慢慢拉来拉去，人们日日忍受着精神凌迟的痛苦，展示的是“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关键词：女性反叛；无父；边缘化；体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0701
张爱玲是近代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具有极高的文学功底和天分。张爱玲的小说中，爱与恨，幸福与悲哀，爱情与政治，冷静与激情，这类表现情感在对立中求取平衡的结构，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框架，也形成了一种情感张力，赋予了小说以想象和情感空间的无限可能性。
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无非两条出路：
其一是在沉重的男权压迫下变得麻木不仁，成为对男人百依百顺的“沉默的羔羊”。如对《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的比喻：“他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回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形象地指出这类女性由于长期的奴役与压迫已经使得她们的自尊与个性消失殆尽，成为彻头彻尾的女奴。
其二是“怨女”，她们通过畸形和变态的方式来反抗与报复，最终走向了毁灭他人自我毁灭的可怕深渊，演变，发展成为心底歹毒的“恶妇”，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娣，《沉香屑第一香炉》里的梁太太。
不论是“屏风上的鸟”还是“恶妇”，他们走过的都是一条自我异化之路。“屏风上的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物化，而“恶妇”们则随着环境的压榨和长期变态心理的折磨，也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性，沦落成可怜的“恶物”。
从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状态：
一、女性主体的边缘化
在女性文学批评当中，“寻找女性”或者是“构建女性传统”一直都是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当我们检视张爱玲的作品时，当我们去窥探张爱玲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自我定位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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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独有的典范。她为现代文学构建了女性意识乃至集体潜意识范本。她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进而我们可以推论出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的女性主义问题。例如张爱玲在重写《金锁记》的时候写道：“上一代下一代中没有她的位置。”在《怨女》中投过银娣的身份，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