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所影响。因此，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过程中，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将本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溶入到国家利益里，甚至用它们来解释国家利益。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桑德曼指出，当我们谈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6
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但制定政策的过程是复杂的。相对于体系理论从国际结构角度研究国家行为的方法，决策理论算得上是一种还原主义（reductio
ism，又称简化论）的分析路径。7但后者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国家内部特征的详细分析，比较容易表述和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
f决策理论承认外交政策的制定涉及体系层面上的动因，如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和国际制度等，但更注重单元（国家）结构和单元进程中的多种因素，如一国的政治体制、决策者心理、各官僚机构自身的利益、利益集团的作用以及公共舆论的影响等。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8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意识形态是国家特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区别于他国的标志之一，它为国家提供区分是非、好坏或善恶的标准，指导国家界定其战略目标。意识形态中的信仰、价值观和理想这些观念范畴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判断并最终成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决策的过程受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制约。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政治意识形态对决策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的。”9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界定既来源于国家自身的客观需求，也搀杂进决策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主观认识，而很多国家外交政策的失误又从反面说明国家利益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来重视国家利益问题。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学说强调客观条件是国家利益形成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理论；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国家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认同国家物质权力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国际制度、规范等因素的作用；而建构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国家利益的形成问题，并且把分析重点放在观念、规范、文化等精神性范畴上。建构主义指出，国家的身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