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在课程领域实现由批判到建设的飞跃，是批判课程论者所面临的紧迫课题。5
Roger认为如果我们接受阿普尔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学校的构件方式、人们互相交流的方式和学校与其他社会单元的关系，特别是社会经济学系统。11（3）从客观性角度分析
吴永军教授是教育教育学和课程社会学特别是研究阿普尔的专家，他在介绍阿普尔在对课程史和教科书分析方面的思想之后，认为阿普尔既重视解释学方法和人种志的研究，把微观研究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之中，试图整合结构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课程研究方法，但同时，他认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不足一样，在知识、课程、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上走上极端，认为意识形态完全决定课程和知识。他认为，像西方学者们一样，大多强调社会学因素而忽视课程知识自身发展的逻辑，并且，他认为阿普尔在分析学科的教科书时，把其中的教育思想当成了知识本身，因而得出自然学科知识中也蕴含意识形态的错误结论。课程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夸大主观意图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忽视知识的客观性。6
莱波维茨也为：批判课程论披露学校课程中的意识形态时，却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校了，这样，一种偏见换成了另一种偏见，课程领域因而陷入一种“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真理的追求。12
除此这外，黄敬忠认为阿普尔过分强化课程的政治因素，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也体现在他后来所写的《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教育与权力》、《教师与文本：教育中的阶级和性别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等文章和著作中，阿普尔把它归因于由于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全面的。7（4）从修正角度分析
《意识形态与课程》是阿普尔再生产理论的早期代表作，后来阿普尔自身意识到“把学校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的观点未免太过于简单，因其未考虑到学校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存在于学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在《意识形态与课程》第二版中加入了“超越意识形态再生”这一章，作为对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的补充或修正，认为学校也有部分自主的文化动力在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学校和教师形成学校系统内部的反抗力量，对学校权力具有抵消作用。但因此，阿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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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浙江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之文献综述
的课程理论就具有明显的“折衷”色彩。11同时，张华在论述阿普尔的隐蔽课程之后，指出其对隐蔽课程的研究已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