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位，正是为了证明批评作为文学独立的一支的合理性。强调批评与创造在最早的艺术家身上的统一性，并不表明只有艺术家才有资格充当艺术批评家，而是为了凸显批
f评才能的重要性，反过来证明没有批评才能就无法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证明艺术批评本身所包含的艺术创造性和它对艺术创造所具有的强大的推动作用。
厄纳斯特接着对这种批评意识在艺术家身上是否具有自觉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是下意识地进行创作的”。12这样的质疑其实是相当无力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对批评定义的游移，仍是将批评定义为狭义的根据艺术现象所归纳总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伟大的艺术家固然不会按照教科书或任何规定性的艺术范式来进行创作，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创作没有任何规律和法则可循。艺术家对于自己在创造中所秉持的理念可能没有及时地加以总结，并以文字或言论的形式加以固定，尚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但他对这种理念的选择与坚持则绝非是下意识的，而是自觉的。对此，王尔德从“批评精神”这更高的层次上来辩驳：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认为：诗歌刚产生时，声音比我们现在的诗歌更叫淳朴、清新、自然；……但这只是把我们自己所渴望或者以为是我们渴望的东西塞给了其他时代。我们的历史感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每一个创作诗歌的世纪都是人为的世纪；在我们看来是最自然最淳朴的作品当时都是最自觉努力的结果。……自觉的意识和批评的精神是相声相随的。”13
f王尔德在这段论述中准确地指出，在艺术创作中从来都不存在无规无矩的随心所欲，也就是没有任何批判精神或选择标准的创作。诗歌刚诞生时，诗人在创作中固然要比后来的诗人享有大得多的自由空间，但是他们仍然是按照或许当时还不为他们所察觉审美原则在进行创作的，仍然是一种自觉努力的结果。在其后的时间中，伟大的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超常的天分突破常规，为自己在艺术创作中赢得更大的自由，但是他们其实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把这些艺术创作的规律内化了，只是他们对于这些规律的运用要远比平庸的艺术家高明，不着痕迹，他们所做到的其实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绝不能单凭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表面上的随意就认定艺术创作是可以摆脱任何规律的。至此，王尔德确立了艺术创造与艺术批评之间不可分裂的联系，批评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但是王尔德并没有满足于此，还要赋予批评以更重要的意义：
“曾有过批评的时代但并不同时又是创作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在精神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