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历代儒生从祀孔庙的制度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从理论上说选择杰出的儒生配祀儒宗是对于弘扬师说的儒生的肯定，但是由于孔庙祭祀属于少数国家祭典，因此谁应该进入孔庙享受至高的荣誉，并不是由儒生自己决定，而是需得到朝廷认可，因此朝廷可以借此来引导儒生的言论，间接地制约儒家思想的发展方向。第三，选举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传播的制度化官员的选拔由分封制向选举制度的转变本身就体现着儒家“贤者居位”的观念，而汉代之后以儒家的原则作为选举的标准则使儒学和权力，同时也就与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渠道。同时在儒家“贤者居位”的观念下，这种等级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存在着虽然概率较小但是现实的上升通道，即科举制度。这就意味着你
f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的途径只有单一性的儒家“通道”。因为儒家的观念体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通过科举来确立和传达对儒家观念的标准解释显然是传达权力阶层的意志的最好和最有效的途径。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科举制度有效地控制了“真理”的产生。而将儒家以政治和道德为核心的学说确定为标准答案，则更完整地体现了在集权专制时代权力和“真理”之间的暖昧关系。无可置疑的是以儒家观念为基础的选举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儒家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化。只要你通过了科举考试，且不论最终获得什么职位，至少已经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即“士”或“绅士”。一般将孔子看作是“有教无类”的私人教育的鼻祖，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官学和私学两种知识传授体系。所谓官学就是由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教育体系，它所传达的是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私学则是私自授徒的学校形式。这两种知识传播体系在春秋末期之后，随着社会分化和知识分化的加剧而出现了新的格局，即私学的兴旺。在游士阶层的中介之下，私学和官学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不过这种知识的自由传播的局面随着秦国的建立而消失，焚书坑儒就是国家意志对于自由言说的宰制。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变成了宰制性的思想，儒家由私学上升为官学，其直接后果就是其传播方式的官方化。一方面，对于别的学派的压制和以太学为代表的官学体系为儒家的传播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另一方面，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于读书人的吸引力大大加强。
第四、政治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儒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提供一种价值体系和作为这种价值体现的秩序。因此当儒家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其产生的影响就不仅仅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