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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一个东正教国家,从而也接受了东正教的救世与使命意识。东正教的救世与使命意识与基督教教义体现的救世与使命意识有所不同。基督教教义规定基督是为所有人降临的,并不允许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感,然而拜占廷东正教却将救世与使命意识与本民族和当权者联系在一起,因而使救世与使命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具有了官方色彩。东正教徒认为自己不仅负有将世界上所有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使命,而且还负有拯救非正教世界的西方基督徒的使命,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天主教这一异端邪说。东正教的救世与使命意识对罗斯人最初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人很早就具有一种感觉
f比意识更敏锐的感觉,这就是: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如同欧洲的民族一样,弥赛亚说也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3p33。
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日益强大,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与使命意识不断强化。19世纪出现的斯拉夫派是救世与使命意识的热烈鼓吹者。然而即使是与斯拉夫派尖锐对立的西方派,也坚信俄罗斯负有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两派之间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关于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3p38。作为最著名的西方主义者的恰达耶夫曾指出:“我深深地希望:我们将要解决社会制度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将使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走到尽头,我们将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3p37俄罗斯的救世与使命意识不断演变,又衍生出其他一些理论学说,如俄罗斯世界中心论、俄罗斯文化和制度优越论、西方腐朽和没落论等。19世纪下半叶,泛斯拉夫主义成了俄罗斯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这一思潮认为斯拉夫人本来就是一家,他们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因此都应该联合到俄国沙皇的旗帜下。
每当社会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俄罗斯的救世与使命意识就表现得特别突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论走到哪里,到处都谈论俄罗斯的崇高使命。人们不谈俄罗斯的建设,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不善于谈,也不愿意去想,那时人们的哲学观点真是无穷无尽,五花八门,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建设要好’”4p133。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的救世与使命意识演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理论和苏维埃制度优越论,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苏联时期,经过官方诠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任何其他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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