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
eralizatio
及分析specificatio
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3王国维的这一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击中要害的。在我国传统美学中，不管是比较看重社会功利、人伦道德的儒家美学，还是比较重视自然无为、自由超脱的道家美学，虽然它们在精神实质、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若就其理论建构的立足点、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言，在根本上却并无二致。它们无不表现出重实际而轻理论、重感悟而轻思辨、重经验而轻抽象的“务实”、“尚用”的运思特点，这是一种融事实认知于价值评价之中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实用为指归的思维倾向，严重减弱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把知识长期束缚在经验的技艺水平，使之难以实现向系统的理论层次转变。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尽管我们的先哲前贤曾积累了极丰富的审美经验，提炼出相当深刻的美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话语，在世界美学中也卓然自成一家，然而，一直到近代以前，在我国从纯学术的角度对
f美、美感、审美形态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几乎一篇也没有过，至于象康德、黑格尔那样从宏伟的哲学体系出发，从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上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辨探究的煌煌巨著，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就更是不可能出现。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形成实与王国维有关。王国维不仅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而且对其所造成的“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及其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