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濒临于危殆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由哲学进而研究美学、文学，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收获。（注：他先后发表了《哲学辨惑》1903、《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释理》、《叔本华与尼采》1904、《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1905、《原命》、《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十七则、《去毒篇》1906等等带有开创性的关于哲学、美学、文学的著名论文，为世人所瞩目，也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纵观王国维一生的学术道路，虽曲折多变，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美学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对于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问、对于提高国民精神和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并集中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评论》和对美育的倡导之上。（一）《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