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虽若小题而牵连甚多。……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为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为初创”③。此书虽始悟于民国二十二三年
f间”，而大部分写成于抗战前，但之前傅氏对中国古代思想史问题已有较长的思考过程，亦可见其对此一问题的认识及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变化。早在1926年，他已经考虑“写一篇一篇的古代思想集叙”，内容“不下于南朝”。“这些东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评，故但严追亭林（言语学）百诗（章句批评）之遗训，加上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如有成就，看来决不使他像一部哲学史，而像一部文书考订的会集”3（第七卷，P3643）。这时傅氏似受顾颉刚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极大影响，认为它“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2P393424。1930年前后，傅氏拟写了一部通论性文化史《赤符论》目次，如王、况森先生指出的，“他以‘正形’为副标题即是想清理汉朝对先秦思想之混乱后，恢复周秦思想学术之正形”。该目次以汉以前为“胎论”，两汉为“旨论”，汉以后至清为“辅论”。此时傅氏对待古史的态度已由疑古转向重建而另竖新旗，但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问题思考的架构似与此前仍为一致④当然在对史料的态度上也体现出傅氏自己的特色，如他认为论先于秦始皇之历史及艺文之直接材料，今泰多不可见，而一切间接材料大体上在我们将汉朝四百年历史未弄清楚之先，我们没有去用之正谊”⑨。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直接材料”缺乏而“间接材料有待审辨，因而对其研究应该审慎。辨证》缘何而悟傅氏未作交代，或因新材料的增加而对《性命古训》作旧题新解正符合此前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思考的理路，又在方法上与阮元产生共鸣，则可实践其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的治学理念。阮元性命古训》承继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傅氏在上引致胡适、顾颉刚信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等多处谈及要追随顾炎武言语学、阎百
f诗章句学，似可见其受德国史学传统的影响。②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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