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侧重经济意义的划分，是不是过于简陋武断了？是不是应该用政治与文化来辅助说明一下？还有，如果说，从领主型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其对农奴或自由农民的剥削本质未改变，因而，秦以降封建制度本质上换汤不换药，只是改变了官僚的分赃方式而已，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斗胆问一句，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税未废，农民得了地又失了地，其被剥削的命运尘埃落定始终未变，那是不是也就说明新中国仍是“封建制度”的国家？时至今日，农业税虽已废，但政府对民众的各大显性隐性税收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种更高明的“剥削”呢？因为，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行政支出方面，惠泽人民否？显而易见。最后，是关于王先生对科举制的分析。王先生自己也说，“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但遗憾的是，我只看到“补充”的一部分，“制约”很少甚至从未被提及。倘若一个学者惯用批判的
f眼光来看待事物，当然更具穿透力，但若事事因循此道，不免流于刻薄消极。王先生分析唐科举制，强调了与科举制相辅相行的“学馆”的消极作用。学馆按学员“身份”需要制定所学学科，其等级异常鲜明，起着“蒸馏”或“滤清”作用，强调贵族与庶民间的等级差。照此看来，科举制从一开始就“民主”不够，这和九品中正按旺族征辟的本质相差不多。此外，王先生认为，科举入仕后的“恩荫”一例流弊甚多，“一人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照此说来，倒是门阀制的另一种反刍。王先生不乏挖苦，认为钱穆等人昌言科举制的平等民主过于天真，到最后，他竟义愤填膺地开始质疑起科举制的根本目的了：“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之中；在于使人的意识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虽然王先生不否认科举制在文化的“平等”，但科举制在他看来成了一种官僚政治的辅助统治手段，近乎愚民。我不敢批判王先生的观点，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科举制是作为官僚选拔系统的存在，是为官僚政治“开源”的，它产生于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成熟之时，两者应区别看待，而王先生诟病颇多的学馆、恩荫，以及入仕后朝廷的任用选拔，都是官僚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存在的衍生物，虽然它们异化了科举制的初衷与运行制度，但科举制本身的价值，怎能就这样被轻易地抹煞呢？王先生是不是过于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