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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侧重经济意义的划分,是不是过于简陋武断了?是不是应该用政治与文化来辅助说明一下?还有,如果说,从领主型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其对农奴或自由农民的剥削本质未改变,因而,秦以降封建制度本质上换汤不换药,只是改变了官僚的分赃方式而已,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斗胆问一句,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税未废,农民得了地又失了地,其被剥削的命运尘埃落定始终未变,那是不是也就说明新中国仍是“封建制度”的国家?时至今日,农业税虽已废,但政府对民众的各大显性隐性税收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种更高明的“剥削”呢?因为,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行政支出方面,惠泽人民否?显而易见。最后,是关于王先生对科举制的分析。王先生自己也说,“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但遗憾的是,我只看到“补充”的一部分,“制约”很少甚至从未被提及。倘若一个学者惯用批判的
f眼光来看待事物,当然更具穿透力,但若事事因循此道,不免流于刻薄消极。王先生分析唐科举制,强调了与科举制相辅相行的“学馆”的消极作用。学馆按学员“身份”需要制定所学学科,其等级异常鲜明,起着“蒸馏”或“滤清”作用,强调贵族与庶民间的等级差。照此看来,科举制从一开始就“民主”不够,这和九品中正按旺族征辟的本质相差不多。此外,王先生认为,科举入仕后的“恩荫”一例流弊甚多,“一人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照此说来,倒是门阀制的另一种反刍。王先生不乏挖苦,认为钱穆等人昌言科举制的平等民主过于天真,到最后,他竟义愤填膺地开始质疑起科举制的根本目的了:“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之中;在于使人的意识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虽然王先生不否认科举制在文化的“平等”,但科举制在他看来成了一种官僚政治的辅助统治手段,近乎愚民。我不敢批判王先生的观点,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科举制是作为官僚选拔系统的存在,是为官僚政治“开源”的,它产生于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成熟之时,两者应区别看待,而王先生诟病颇多的学馆、恩荫,以及入仕后朝廷的任用选拔,都是官僚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存在的衍生物,虽然它们异化了科举制的初衷与运行制度,但科举制本身的价值,怎能就这样被轻易地抹煞呢?王先生是不是过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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