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报告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断断续续读了近三个月,可能是自己水平实在有限无法完全得其精髓,进程甚为艰难。王先生的文笔可能还残余了他的译笔风格,严冷,学术,批判,需要沉下心去体会。王先生对于中国官僚政治总体上还是持批判的态度,言辞间不乏鄙薄。王先生毕竟翻译过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冲突论贯穿全书始终,且侧重经济学视角。我觉得我今后必须得多读读经济学著作,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此书内核。但对于此书观点,我仍有困惑之处。首先是对中国官僚阶层之产生的阐释。在第一篇,王亚南先是否定了拉斯基教授的观点:“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他只承认“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是贵族的转型物,封建的贵族政治是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的。”和拉斯基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副产物”和“转型物”之分。按我的理解,副产物是从一件事物衍生出来的另一事物,由一变二;但转型物的主体是不变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王亚南得出结论:“如是,所谓官僚,就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而来的。”先不考虑这句话的历史时段性,贵族在其他历史时期与官僚阶级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王先生又在后文笔锋一转论述道:“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出于对立者地位。”于是,官僚阶级的形成变得暧昧不清了。如果按王先生的说法,官僚阶级等同于士大夫阶级,那么,一部分由贵族转化而来的官僚阶级又该怎么界定?我觉得王先生应该在官僚阶级、贵族、士大夫阶级三者间做一个历史时段较为清晰的论述,而不是以一种很跳跃的思路,让人造成历史的混乱。其次是关于封建制度定义的存疑。王先生和其他传统史家一样从西周的封邦建国讲起,但王先生更侧重的是对经济形态、剥削方式的分析,对政治的解析甚少。对于封建制度的界定,他指出:“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是寄生在对于农奴或形式上自由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生产物的剥削上。这基本的剥削事实没有改变,单把剥削的方式改变了……那并不曾消除封建的本质。”王先生用铁一样的经济事实来界定某一种制度,这种思路我顶礼膜拜。但是,此时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经济场域,它秉承了马克思惯有的冲突视角,侧重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中各阶级的冲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