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李荣》可以说是语言结构和情感结构同态的典型，中国诗歌史上哪有如此奔放而又执着的情诗，而它“缠绵往复”（闻一多语）的特点，显然是与其双声叠韵、顶针蝉联、排比铺陈的大量运用分不开的。“王杨卢骆体”尽管是风多于骨，文胜于质，但它终归是情辞相称的纯真的文学。
四然而，“王杨卢骆体”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而且在于显示出时代精神的微妙变化。以上对“王杨卢骆体”群体风格的辨析，只是一种静态考察。其实，从初唐歌行到盛唐歌行的飞跃，中间有一个渐变过程。胡应麟指出：“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说）、李（峤）、沈（期）、宋（之问），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适）、岑（参）、王（维）、李（颀），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21这段话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略嫌笼统，且有遗漏，未能指出“王杨卢骆体”自身的演进过程。我认为，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卢照邻、骆宾王、王勃、辛常伯等人为代表，时间大约为665－684年，这是武后剪除异己、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长安古意》、《帝京篇》里的世事翻覆、人情炎凉皆闪烁着该时代的影子。这一阶段的七言歌行是“王杨卢骆体”的正宗，丽繁富、以赋为诗的特征最突出。表现在歌行的篇幅上是好大成癖，卢、骆、辛都喜为鸿篇巨制，王勃虽有短章歌行，但其《春思赋》规模之巨，足令卢、骆为之搁笔。他们的歌行在结构上不很严谨，纵横捭阖，随意挥洒。如《春思赋》，其思绪由蜀川跳到秦川，由长安跳到洛阳，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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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闺飞到榆塞，又由剑外飞到江南。公子王孙的游冶，贵戚富豪的奢侈，闺中少妇的离绪，塞上征人的艰辛，天涯羁客的惆怅，少年士子的功名热望，纵横交织，波澜起伏。此外，他们最爱堆砌华丽的词藻，镂金错采，雕绘满眼，具有油画般的重彩。同时，他们好用汉朝典故，喜称古人名，以至有“点鬼簿”之嫌。22。至于铺陈排比，更是这段时期歌行的特征，当然，这些铺陈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并非为了形式上的矜奇斗富。如《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中铺写思妇的痛苦，反复铺排，虽不够含蓄蕴藉，却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另有一种慷慨热烈的气势。第二阶段，以刘希夷、宋之问、沈期、李峤、吴少微、乔知之等为代表，时间大约与武后垂帘问政、建周称帝相始终，即68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