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指近沿四杰七言歌行，因为四杰无七言律诗，而且近沿的是“体裁”、“声调”等形式因素。二是沈期的七律“卢家少妇”一诗音节情调与刘希夷《捣衣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歌行相近，可作歌行的变体，与后来成熟的格律不同。三是崔颢的《黄鹤楼》，胡氏称它为歌行短章，而后世一般把它看作七律。这三点都可见出七律与“王杨卢骆体”的血缘关系。“王杨卢骆体”富丽而精美的词藻，更典型地反映了初唐的文化精神。所谓初唐文化精神，从经济方面来看，是指贞观之治以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壮丽繁华的帝都宫阙，“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长安古意》）；富裕风流的生活环境，“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代悲白头翁》）。因而，隐藏在初唐歌行一片珠光宝气之后的，不是偏安王朝沉湎的慰藉，而是鼎盛帝国的恢宏气度。也就是说，“王杨卢骆体”的丽词汇，不是对梁、陈宫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生活的纪实。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崇尚道教的社会风气是初唐文化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李唐王朝因攀上李老君这个祖宗，道教也成了国教。武后虽因政治斗争需要而崇尚佛教，但骨子里是景仰金丹玉液、太虚幻境，《游仙篇》可看作她的自供状。卢照邻、王勃都曾学道炼丹，骆宾王和道士交往密切。道教的终极目标是长生与享乐，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其繁复的斋醮科仪，神奇的药石房术，对部分唐代诗人绚丽诡的审美情趣颇有影响。而“王杨卢骆体”中丽的词藻正体现了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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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世俗享乐精神。如果说音律、骈偶、丽词尚为其他时代某些流派诗所共有，那么，由双声叠韵、顶针蝉联、排比铺陈、四句一转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语言结构，则非“王杨卢骆体”莫属。由多种修辞格组成的回环往复的语言结构，实际上是初唐诗人回环往复的情感结构的外化，也就是说，语言和情感在这里是异质同态结构，语言形式中包蕴着情感内容。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把“流转之调”和“风人之义”结合起来谈20，认识是很深刻的。在初唐时代，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任人身心自由驰骋的天地，人们的原始心理需求异常强烈地骚动起来，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搏斗，希望与幻灭的交织，不幸中的抗争，诱惑中的挣扎，极乐中的伤感，各种复杂的感情纠结在一起。他们对社会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对美好人生的眷恋惋惜。而回环往复的语言结构，正好与他们放纵热烈、哀婉多情的心态相对应。骆宾王的奇作《代女道士王灵妃赠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