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说，“王杨卢骆体”最显著的特征是以赋为诗，铺张扬厉。初唐歌行的源头有两个，南北朝的骈赋和乐府歌行。其中庾信的作品如乐府诗《燕歌行》和骈赋《春赋》、《对烛赋》、《镜赋》、《荡子赋》等对初唐歌行的影响最大。庾信的骈赋中有不少七言句式，但还不到全篇的一半。而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和王勃的《春思赋》，七言句式都在四分之三以上，基本上可看作七言歌行。刘希夷的《死马赋》更是通篇七言，与他的《公子行》、《代悲白头翁》等等在风格上毫无差别。从庾信的骈赋到刘希夷的《死马赋》，可以清晰地看出骈赋向七言歌行演化的轨迹。这样，一方面在句式上是骈赋的歌行化，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是歌行的赋体化。这在早期的卢、骆歌行中最为显著。如骆宾王的作品，除《荡子从军赋》标明赋体外，其余的如《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等，没有一篇不是铺陈展衍、纵横捭阖的。
三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独特的个体风格有时可以超越时代，然而，共同的群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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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格却注定是时代的回声。正因如此，“王杨卢骆体”也许比“陈拾遗（子昂）体”更能展示时代的审美精神。我们暂且不探讨初唐歌行中蕴藏的人性复苏的深刻主题，单就其上述的语言形式方面的特征来说，它就凝聚着丰富的时代文化心理内容。首先，“王杨卢骆体”鲜明的音乐性和骈偶化特征，集中体现了时代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高度格律化追求，这是自魏晋南北朝文学成为自觉的时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借用完形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种格律化趋势，实际上是汉民族在长期诗歌审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对诗歌形式的“格式塔”（完形）需求的必然结果17。从沈约的“四声”、“八病”的提出，到上官仪的诗有“六对”、“八对”之说18，人们在不懈地追求一种对称、平衡、和谐、完美的形式。《诗经》中那种三段复沓的简单图案式结构，汉乐府中那种朴拙而不规则的结构，日益为多种因素均衡协调的复杂而又统一的“格式塔”所代替。这种对复杂完形的追求在初唐时走向极致，五七言近体诗定型于这一时期并非偶然。四杰的歌行在诗歌格律化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胡应麟指出：“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卢家少妇’体格风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崔颢《黄鹤》，歌行短章耳。”19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沈、宋“近沿四杰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