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CFO相提并论的企业财务最高管理人员的权限远没有西方企业中CFO的权限更大。何福田（2008）从CFO在公司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入手，研究了我过CFO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作用发挥的短板。他认为首先我国CFO的委派主体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从制度层面上对CFO职责的履行没有基本的保障。其次，我国CFO的战略支持作用非常弱，CFO在董事会中“没有未”、“排末位”的尴尬处境不利于CFO发挥自身专长行使战略支持作用。其次在CFO的职能作用方面，中西方企业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盛明泉和宋成（2012）对我国CFO制度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发现。我国CFO的职能转变步伐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CFO的主要职能已经转变为战略支持，而我国虽然进入决策层CFO的比例提高，但拥有真正意义上决策参与权的还是少之又少。同样，杨晓华（2007）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f（三）我国CFO制度特征与经济后果研究回顾鉴于我国CFO制度与西方企业制度完善度上的较大差异，我国CFO制度特征对于我国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也呈现出体制因素下特有的特点。杜胜利和周琪（2009）研究了CFO进入董事会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进入董事会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他们认为原因主要是一半以上的CFO样本是没有行政职务的董事或没有会计背景的副总兼任，有其名而无其实，无法对业绩起到一定的正向影响。刘伟霞（2010）则从CFO在公司内部兼职的数目及CFO是否进入高管执行层、担任董事等制度特征层面研究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表明CFO在公司内兼职越多越容易使自身利益倾向于与公司一致从而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但如果CFO进入董事会和高管执行层可能会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通过不对称信息进行会计信息操纵，从而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尹彩霞（2010）的研究发现CFO的股权激励与财务舞弊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她的研究也表明，从CFO的任职来源角度来看，内部提升的CFO更容易授意于CEO而进行财务信息操纵，从而与财务舞弊行为正相关。吴江龙（2011）对CFO的制度特征进行研究时，着重选择CFO是否是董事及CFO在高管团队中的排位作为衡量变量进行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和对企业业绩影响的相关关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上市公司CFO是董事更有利于发挥战略支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业绩。CFO的排名越靠前越有利于发挥战略支持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业绩。李振华、冯琼诗和林大庞（2012）研究了CFO股权激励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