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的观点作为二元对立式的表述。简单地说，“新左派”17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评价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了把毛时代的历史简单地“清算”为封建主义传统的遗毒或历史的倒退的叙述（尤其是那种通过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来反身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策略）1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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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借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来把毛时代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另类现代化尝试或选择，进而在知识上打开了反思历史的空间19。
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183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对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
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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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183波斯特、本阿格、理12345下一页
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24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而借助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
这种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虽然极大地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大致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化。本文并非要直接处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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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系，而是把这种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所开启的“思想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