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判康德述评》以及六个哲学提纲8中从马克思、黑格尔“回到康德”9，为“人个体”的主体性确立了哲学基础，指出“高扬个体主体性”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10。刘再复则从文学角度谈论“主体性”问题，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文学主体的三个方面即“创作主体的作家”、“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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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象”和“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论进行了批判，从而论证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的主体理论11，这种“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把文学看作审美的自律空间，为形成“纯文学”的信念提供理论基础12。
这些关于“异化”、“人道主义”、“主体”的讨论的现实依据无疑建立在对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清算之上，这在80年代具有清晰地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并且，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成为80年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负面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状况，如同阿尔都塞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所描述的“尽管东欧国家的群众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不感兴趣，但马克思主义仍是一种官方理论与意识形态”13。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或者说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被逐渐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这些主体论、人道主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14，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的效果恰恰在于针对彼叙述的批判成为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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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叙述建构的动力，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对异化、主体性的讨论以确立的人道主义叙述成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建构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15，从而使这种叙述自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左派理论的再认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浮现出来的。汪晖早在90年代初期对“人文精神”论争的批判中就指出：“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或结果？”16这里搁“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争论内容，也不对彼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