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先德后刑”、“刑德相养”的思想指引下，汉初诸帝施行“以德化民，约法省禁”和“与民休息”的“君人南面之术”，从而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后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其要旨在于“以德治国”、“任德而不任刑”。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后，使汉朝确立了“务德教而省刑罚”的方针并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到了唐代，“德主刑辅”被写入法典。《唐律》开宗明义就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历代王朝皆以《唐律》制订本朝律令，“德主刑辅”遂成为古代明君贤臣们相沿承袭的治国安邦之方略。
“德主刑辅”方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礼入法”，即把道德规范“仁孝之礼”纳入法律。《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汉律有“亲亲相容隐”的内容，规定家庭成员犯罪，其亲属可以“为谋首而藏匿罪人”，法律允许免予或减轻追究其刑事责任。唐律进一步扩大罪犯亲属相互“藏匿”的范围，直至近代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法律也还有类似的规定。上述内容来源于孔子“仁孝之礼”。有人问“父攘羊而子证之”，是不是“直躬”孔子日：“我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此外，汉律有“左道律”，即对违背“忠于君、孝于父母”者，处以重刑。
“以礼人法”还表现在用儒家经义决狱和解释法律。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供廷尉决狱之依据¨引。东汉学者马融、郑玄、应劭等人亦着书以《春秋》决狱，而东汉王朝则确认他们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上述情况表明，从汉代开始中国法律已走上了“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道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增补和充实，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密的法律体系；再经隋唐二代的司法实践，终于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正统。所以《明史刑法志》说：“历代王朝，皆以汉九章为宗。”二“民惟邦本”
早在夏初，人们就已注意到民众是护卫邦国的力量。《夏书》说：“众非元后，何戴元后非众，何以守邦”。商周统治者更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而主张“重我民”、“施实德于民”。这说明，商周之时已经出现的“重思”思想即“民本”思想的萌芽。
春秋是民本思想产生的时期。当时人认为立君是为了“利民”，国君应当“爱民”，“勿使失生”。孔子创立“仁学”，其核心是“爱人”。他说：“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统治者应懂得敬畏人民的意志，把人民看作安邦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