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文书以及中央政枢权力运作为其特长，以这种知识结构为凭借，上溯秦汉政制，偶一为文，即成佳构，印证
f了通识之才、专精之学的重要。蔡邕的《独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官文书形态的文本，也是讨论秦汉官制的重要依据，但是，对它的文本整理是存在欠缺的，因此有关的“常识性”理解，都有可能存在误读。刘后滨的文章，有两大贡献：其一，对《独断》的文本内容加以考订，从文字标点、内涵理解两个层次，订正了此前存在的误读和误说。如，关于“制书”一段文字，他指出了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的标点错误，并就汪桂海对制书应用范围理解的失当之处加以商榷又如，指出了人们对《独断》关于“诏书”的概括也存在严重误读，他从文书用语的角度，并援引汉代的四种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对“诏书”的三种形态，逐一加以考论。其二，对汉代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查，就其中的变化划分出汉武帝时期、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东汉中后期三个时段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在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记载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认定《独断》所载公文书只是蔡邕时代的制度，那么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刘后滨所提出的警示，应该引起治汉代制度史者足够的重视。余华青《略论秦汉王朝的保密制度》18，对秦汉保密制度的保密范围君主行踪、宫省事务、军事行动、重要政务、公文秘
f籍和保密措施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定、查处泄密事件，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论。体现作者的人文思考，他强调指出，秦汉的保密制度带有与生俱来的浓烈专制色彩，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的保密制度往往“变味”，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成为官僚政客之间相互攻讦的凭借口实妨害了政治文化的正常传播，也影响了国家政权效能的正常发挥。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19，联系汉文帝时期的“养老令”和出土于武威的“王杖十简”、“王杖新简”等4种简牍资料，深入讨论了汉代的养老制度与王杖制度的关系，指出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赡养，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他们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两种制度并行，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他还据此对两副出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