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超越2040年代所建立的范式，在某些方面似乎还有倒退的倾向。换言之，晚近20余年的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似乎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推进。”他认为，要实现对既定范式的超越，除了范式自身产生出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它范式的对话与沟通这是
f学术交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他进一步指出了近20年来大陆秦汉史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三项不足：“其一，国外秦汉史研究主要有日本和欧美两个群体，我们更为重视前者，却漠视了后者。其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熟悉的或与我们研究相关的知识内容，对我们不够了解的方面兴趣有限。其三，我们更重视的是某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或结论，而不是与我们相异的研究范式。”正是考虑到不同范式间交流与借鉴的价值，彭卫选择了欧美范式的代表作《剑桥中国秦汉史》，作为对比样本，从四个方面比较和分析了与中国范式的不同：1关于史料的理解、诠释、和运用2概念的选择3推论的方式4研究视野。彭卫讨论《剑桥》范式的长处和不足，不是要评价其得失，也不是为了比较它与中国范式之间的高低，而是进一步思考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与价值。他的结论是：《剑桥》范式与国内范式是互有所长的研究体系《剑桥》范式对我们今后的学术之路的启迪是用联系的观点将秦汉王朝放置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之中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束缚，用世界性的眼光研究秦汉王朝以多元观念分析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通过对秦汉历史的具体研究，建立富于新意的概念，改变目前研究工作中的集体失语状态。4彭卫的这篇宏论，在会上以及会后都引发了共鸣和讨论。本年度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汉唐史研究中心”得知此事后，于12月邀请彭卫与在京的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十余
f人，就学术范式与学术交流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彭卫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与会者各述己见，气氛相当活跃。彭卫促成中西史学交流的努力，也已经取得成效。他所著《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和《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两篇文章，作为中西历史学直接交流的新尝试，编入《科学历史百科全书》。该书已经于2002年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它的中译本正在编译过程之中。《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主要讨论汉唐时期官学和私学的互动关系，教育文本的发生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讨论的问题更为重要，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并且中西学者考虑问题的分歧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