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现了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迁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表示不打算在迁入地长期定居。而对于那部分声称愿意定居的迁移者来说，意愿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外来工的高流动性，造成了劳资关系双方的短期行为，这表现为：对于工人来说，对企业没有归属感，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不关心企业的发展，甚至可能损害企业利益；同时，工人在企业内部缺乏向上发展、晋升的激励，缺乏长远预期，促使和助长了工人的短期行为，而在劳资双方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容易采用非理性的、过激的手段。此外，在工人内部，由于人际关系的短暂或不持久，进一步组织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于资方来说，企业不会真正把工人的权益保障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不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是尽可能在短期内压榨工人的劳动，对工人过度剥削而不注意培养工人的再生产能力，竭泽而渔。影响了外来工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的提升。也就是说，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外来工的工资很难提高。十多年前农民工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涌向珠三角的外企，其初始动因是为了寻找一个高出于农业劳动产出的就业机会。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内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不断提高，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国内城镇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已经提高了1O倍以上，但广东东莞外企员工的工资却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长期得不到改变。与此同时，国家为了改变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人水平连续徘徊的局面，2004年初，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了9个方面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建设和帮助农民增收的投入。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对农业、农村建设和帮助农民增收的支出2626亿元，比2003年增长22．5％。对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116亿元：对水稻、玉米、大豆、小麦四种粮食作物实行良种补贴28亿元；对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5亿元。同时，加大农业税减征、免征力度，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共减轻农民税收负担301亿元。中央一号文件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的出台，构成了新时期农业政策体系基本框架。在一号文件的引领下，农民的全年人均收入实现了增长5％的目标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比上年增加314元，名义增长率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8％，为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张维迎认为，一种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