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