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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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上述对大学性质的论述是直接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当然，也基于他对科学、学术的深刻认识。他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1919年他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又一次申明：“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示国粹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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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上述观点，以殷殷之情，使学生明白了上大学的目的，这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树立良好的求学观念起了积极作用。（二）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延优良师资蔡元培认为，只有那些有积学且热心的教员，才能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为此他对北大师资队伍进行了整顿，延揽了各方面新派学者，退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他聘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邀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其他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丁燮林、王星拱、翁文灏等。与此同时还聘用旧学深厚的黄侃、刘师培、陈焕章等，加上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夏元、马寅初等，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相反对那些不学无术者一概解聘，尤其是辞退外籍教员曾阻力重重。元培聘请教授，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当时教授中有很多年轻人。如徐宝璜25岁，朱家骅26岁，刘文典、胡适都是28岁，最年轻的梁漱溟只有24岁。而梁漱溟不但没有大学学历，且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就请他来北大教印度哲学。元培还尤其注意延请世界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哲学家杜威曾应邀到北大及各地讲学二年，以后有罗素、班乐卫（法数学家）、泰戈尔等，也曾有邀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之议，只是未能实现。“为了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创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学风。”改变昔日北京大学学生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腐败学风，蔡元培号召、提倡和促成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课余业余团体。举其要有：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演讲团、地质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音乐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等。此外，北大刊物也极盛。有《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北京大学月刊》、（19191）《国、学季刊》、《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