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产生了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1916年6月，他们又和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法人欧乐等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元培任中方会长，李石曾任书记，吴玉章为会计。在法在华均设有办事机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大兴。许多留法的青年都得到了该组织的帮助，得益不少。虽则因参加工读的青年人，对工读的理解，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进而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他们均重视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功绩是巨大的。特别是蔡元培功不可没。蔡元培虽在教育方针中未列入劳动教育，但他提倡勤工俭学的教育实践证明，劳动教育是其培养健全人格，促使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因素之一。四、蔡元培论大学教育和对北京大学的改革1915年底，袁世凯羞愤死后，黎元洪继位。段祺端担任国务总理，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于是有请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议。1916年9月，蔡元培接到了驻德公使馆转去的范源濂的电报，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蔡元培年谱》）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一）阐述大学的性质和任务，端正学生的求学目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建立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京师大学堂，在办学上是抄袭西方大学形式，又沿袭古代太学的官员养成所性质的大学堂，初设有仕学馆（学而优则仕）、师范馆，学生规定为有科举头衔的七品以上的京官。这样那时名义上废除了科举，实以京师大学堂代之。于是就有名举人陈汉章，被请任教习，时年四五十岁，但到校后，却宁愿当学生。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其官僚习气仍十足，一些学生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1917年1月4日，元培到校视事。在9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元培发表演说，对大学性质作了概括。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校，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对此1918年他再次申明：“大学为纯粹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