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文化冲突引发了对于城市文化的怨恨、乡土文化的拒绝和主流文化的怀疑等文化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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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认同这一维度中，笔者设置了“您是否有去杭州市民家里做客”、“是否适应杭州的生活习惯”这两个问题。在“您是否有去杭州市民家里做客”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441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被邀请”，有351选择“偶尔被邀请”，只有208的被调查者是“经常被邀请”。对于“是否适应杭州的生活习惯”这一问题，有514的被调查者表示“适应”，486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或“不适应”。从这两个指标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有固化的倾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具有比较强烈的“外地人”意识，他们的交际圈一般都固定在“老乡”这个群体中，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也有一定的“排外”意识，他们不愿意过多地解除外来务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认同上呈现双重性。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但自进城之后，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所以，一方面他们竭力想挣断农村文化的脐带，但却又遵循着乡村传统文化的行为准则；一方面想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文化，但在心理上又排斥世俗化、匿名化、契约化的城市精神生活。乡土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内在张力使新生代农民工置于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文化认同危机凸显。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提升路径探讨（一）制度层面：努力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壁垒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度的最大障碍。所以，应该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入手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在户籍层面，笔者认为应该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导向，在坚持“有序推进、保障现行”的基础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对于那些一时不具备落户城市的条件或者不愿意落户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实现城乡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为基数来计算，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计算的话，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3，这表明很多农民工目前虽然身在城市但还不是城镇户口。所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来制定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外来人口落户政策。新生代农民工从进城到落户并不是一蹴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