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央行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年后，中国能否避免陷入这一轮金融扩张导致的危机之中，这是值得担忧但还没有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在多箭频发仍未能命中目标之后，“安倍经济学”又射出了一支财政刺激之箭。8月2日，日本内阁批准了规模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13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新增直接财政开支只有75万亿日元，大部分为未来两年的支出。除了财政刺激，日本央行在7月29日还公布了新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并未进一步下调负利率，也没有扩大国债购买规模，明显不及市场预期。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日，imf也公布了日本的年度例行经济体检，即《第四条款磋商》。其中特别提到，由于私人消费不振和投资放缓，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同样挣扎在经济困境中的欧元区一样，日本央行已经接连祭出量化宽松（qe）和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效果仍然不彰。在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这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而在发达经济体实行多年qe并采取负利率之后，全球正在进入超低利率时代。自6月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刷新纪录低点。在7月5日，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纪录下跌至138和214，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aremarkabl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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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在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接近极限并引发全球超低利率的时代，中国经济又应该如何面对自身在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
roach）认为，在全球低增长和低通胀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坚持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调整、去杠杆和国企改革，而不应受到将非常规货币手段视为可替代选项的诱惑。止不住的宽松除了去年12月美联储加息一次，缓慢走上了加息轨道，近两年全球主要央行都行驶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快车道上。根据路透社的统计，今年二季度全球央行月均降息12次以上，5月更是达到16次，为去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初至今，降息的央行已达到54家。8月4日，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025的纪录低点，成为第55家降息的央行。在全球主要央行如此大规模“放水”的同时，欧洲央行从4月份起已经将qe规模扩大到每月800亿欧元，并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到非银行企业债券。随后在6月8日，欧洲央行正式开启对欧盟内大公司的qe政策。根据其在7月18日首度公开的企业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