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一样沿着不同的轨迹进行发展演变。例如，郭伟和通过比较中国本土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和国际援助的社区发展项目两个案例，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体制内演进的行政农村社会工作和体
f制外发育的专业农村社会工作之间的冲突和对立。通过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他发现“体制内演进和体制外发育各自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二者之间的协调却不容易达到”，［15］即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共约性的差异。为保证专业社会工作的独立性、专业性和自主性，这种观点主张社会工作必须减少甚至脱离对政府的依赖，即“社会工作社会办”。由于过分强调社会或民间力量对于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中心主义”。［16］它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即自下而上、先社会化后专业化、制度化，“西方走的是一条由社会内生到政府与社会合作的‘自下而上’的路径，即先‘社会化’后‘制度化’”。［17］具体来说，西方社会工作首先从慈善事业和济贫活动的实务工作开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和提炼，通过教育实现了专业化，最后政府部门通过立法、注册制度将其合法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此过程中，政府只是引导和协助，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宗教团体、基金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这种主张源于对政府强势建构的担忧。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对于社会工作发展的“功利化导向”使得社会工作可能沦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工具，而非进行社会服务的专业和职业。“在政府强势建构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受到质疑，专业化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哈钦斯（Hutchi
gs）与泰勒（Taylor）等西方学者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社会工作能否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西方意义上）的专业
f社会工作表示质疑”，［18］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背离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和使命”。从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专业使命出发，这样的质疑和担忧不无理论依据。例如，“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专业和职业，为了得到公众的认同与支持，社会工作必须依赖政府的立法和注册制度，这是从事社工职业者获取社会地位、专业权威和利益的途径”。［20］但是注册制度的潜在危机不容忽视，“因为社会工作的需求受政府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影响，故此，政府可使用注册制度来做资源分流的工具”。［21］这一点可以解释事实上，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以依赖政府资源为生的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地变成所谓的“临床”性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