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的根源，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必须“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的名义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其中提出：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大谈“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必要性，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该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
第五，淡化意识形态，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在外交战略上，戈尔巴乔夫否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鼓吹世界已经“迈向大合作”。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说：“在当代世界上我们大家越来越相互依赖，变得互相需要。”1172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他又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已经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显然，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有意在淡化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人们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装，以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
总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发生了本质性改变，彻底颠覆了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支持率大幅度降低，从而为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得势及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二、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演变的危害及后果
（一）“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非意识形态化”，指导思想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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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最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3。“新思维”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自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想被提出以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思潮纷纭繁杂，导致了大部分人思想混乱，纷纷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多元化”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认苏联整个历史。在“新思维”的影响下，部分反动分子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将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历史的迷误”，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