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学更有价值，而是西方科学在价值上不如中国的伦理哲学，正是这种差距，才具有它的有用性。“如果某种东西有用，那它只能是手段，而手段在价值上不如目的”。从知识发展的历史看，“中学为体、两学为末”纲领之确立，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近代知识结构搭建的初期，传统合法性知识仍占据着统治地位，一下子抛开自己的母体去全盘接受另一种知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这样一个理论来说明采西学的必要性，说明西学与中学的不同地位及相互关系，以指导协调、解决采西学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冲突和矛盾。在对世界潮流和中圈的走向还知之甚少的前提下，传统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提出比“中体西用”更高的理论的。历史地看，“中体西用”是处理近代早期中西关系，促进中西文化对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上述基础上，接下来我再谈你所问的传统知识退出历史舞台的利与弊，你的这个问题折射出中国人爱作价值评断的思维习惯。传统知识的批判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且是在西潮的打击下激起的，因而具有紧迫的功利性，难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冷观，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必须看到，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导致浮躁和偏激，理性的冷观不够深入，对中国知识建构负面影响较大：我们既难以把握西学的真谛，也难以把中学放在新的时空中正确定位。由于缺乏理性，中国在建构新知识体系中，不是点破前人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重建新的逻辑基础，有基础而后有体系，而是重在对知识优劣好坏善恶的评价。支配中国近代知识建构动因主要是激情感染和理想憧憬。情绪、激情压倒理性时，对传统知识的批判就会在激进与保守、狂热与消沉中摇晃。今天，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许多诡的现象：既有彻底否定传统、痛斥“酱缸文化”等因爱而恨的偏激，义有复兴儒学和道学、鼓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的恋古情结和本位意识；既有按大同理想和道德理想理解社会主义，又有以个人道德修养代替公共秩序建没如“以德治国”、不断制造道德楷模的神话。凡此种种，应该是传统知识批判和现代知识启蒙不够深入理性的结果，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今后的现代化。新型知识与传统知识对接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典型的是近代的“新学”，它不是中国人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而是中国回应西方的冲击，在自身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小断引入西学，整合中西的结果。在弃旧图新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并以实用为特征的两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