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一级异质知识的冲击后，其合法性地位就开始动摇。西方对中国的征服，既是政治化的战争，也是知识化的战争。传统合法性知识在同质性知识世界所具有的同化能力和吸附能力便失去了往日的效果。在西方知识的冲击下，不再像以前那样笔直地前进，而是曲折迂回地修补着政治意识形态，挽救行将末日的政权。传统知识对政权的挽救，直接表现为对合法化知识危机的挽救。为应对政治危机，传统知识必须增量，晚清翻译出版之滥觞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导人异质知识的先声。作为本土知识与异质知识中介的翻译出版，它从一开始就成了包括政治权力、知识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角逐的新场域。为了印证此说法，举一例说明。1866年，恭亲王奕奏请在同文馆晚清从事翻译出版的主要机构之一专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旨在通过同文馆这所新型的学校，引入西方的基础科学，扩充传统知识，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服务。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时间使得同文馆这一致力于两个知识世界通约的机构，陷于两种知识对抗的漩涡中。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三月初八日、三月二十一日，连续上奏，反对事师夷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他不但坚决反对延聘洋人教习科甲正途之子，且施加压力，认为凡愿意进馆学习者，道德、人格皆有问题，甚至有通敌之嫌。同治六年五月，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越职上书，借口天灾乃设立同文馆的“时政之失”所引起，上条呈请撤销同文馆。他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他说，同文馆之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顽固派与洋务派就同文馆之争现象的背后则是知识的中外之争、古今之争。在此境遇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路的提出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我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中西方知识的交流架起了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美国学者列文森对此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体用二分法在当时是最适合中国人自我意识的状况的。在科学这个被认为与文明的其他部分没有联系的领域，近代中国人对联结他们的特殊要求与普遍要求、并使那些易动情感的中国文化至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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