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了中国知识更新的资源。西方知识在晚清的转化，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理解、接受的程度，是否认同这些知识门类，并效仿其建立近代意义的知识门类；二是中国学者认同西方知识门类之后，是否开始为设置这些新的学术科目和知识门类而努力。前者表明中国人在接受西学后是否有所创新和心得，后者则表现为是否在学堂没置新学科和新课程以及在社会传播新知识。只有当这两个方面都完成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才能淡得上建立起来。康：传教土中确有不少热心传播近代科技知识，但是他们的终极使命足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且。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科技知识算不上高深，其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在自已的国家大约只能算是平庸者。您如何看待传教士的这种将信仰与科学相结合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接受新型知识的方式相比较，您认为有何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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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进行分类，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这三种基本形式。自古以来，人类通过宗教，通过科学，都在寻找着这个“本”，都在试图揭示宇宙规律的面目，只不过前者用极端的感性，后者用极端的理性，人类历史上的智者，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并没有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抑或在他们看来，科学和宗教都是工具。因此，将信仰与科学相结合的传播方式在近代来华传教士看来并不纠结。相比而言，中国的宗教从来不是思想上的主流，没有在思想上占主导的地位。我们的佛教、道教实际上是当时的大传统，可是这个大传统不是独立的，而是被皇帝压制的，所以我说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一个主导地位。譬如，唐朝的皇帝信奉道教，隋朝的皇帝信奉佛教，可是他们自己信归信，道教和佛教还是在他们的管制之下，它们是不能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朝廷把它牢牢地管住，不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在传统中国，宗教始终是受政治压制的，佛道乃至其他林林总总的教派都不例外。文化与传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一方面，文化规定了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以及传播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传播则以符号化、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作为文化的活性机制而存在。在跨文化传播时，所要传播的文化必然会与被传播地的文化产生碰撞，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既会产生吸引，也会产生对抗。文化的差异会使被传播对象在理解和再现传播内容时产生障碍和误解，但国家之间不同的关系以及个人在态度上的宽容性和认识体验上的共通性都会给跨文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