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页。1
f三、以国家利益为主，兼顾意识形态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事上，中国的对苏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出发为主的。苏联坚持租用旅顺港和继续管理中东铁路，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出于恢复我国主权，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毛泽东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最终经过多次周旋，中国全面收回了在东北的权益。在这一事件上，毛泽东显然更关注的是国家利益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对于苏联提出的补充协定，“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①的做法，则又兼顾了意识形态。以上三种情况均属于“一石二鸟”类，区别在于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侧重程度不同。下面的两种情况，则属于“顾此失彼”类。四、只重意识形态，忽视国家利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乏只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忽视国家利益的。最典型的是毛泽东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声明要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倡导世界革命主张，大力援助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在援越抗法战争中，尽管中国当时面临着诸如国内回复经济、巩固政权、国外援助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毛泽东依然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还帮其训练部队。还有在19601969年间，由于中国的输出革命和激进宣传，大量国家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影响中国国家利益。五、只重国家利益，淡化意识形态在对待印度支那战争上，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淡化意识形态。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但中国更多的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这明显跟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要求相冲突。还有，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对外政策有淡化意识形态的情况。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相对立，中国理应跟美国划清界限，坚决以反美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但事实上，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多次考虑到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并一直抱有与美国建交的希望，这种考虑与希望显然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上而做出的。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虽是摇摆不定，在总体上（除一种情况外）还是对国家利益有利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制定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二者应如何取舍。
①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