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佛教徒为彦琮，此次讨论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只说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另一次是大业四年（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诘问，慧答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余永通对此是无言而对。至唐宋，儒、释、道已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三教一方面激烈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影响、融合。佛、道间的论争，是以儒者傅奕上书废佛引起的。开始是以傅奕为首的儒者与佛教徒法琳为首展开论辩，其后道士参加了进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证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法琳著《辩正论》予以回击。双方争辩的焦点在于：长生与无生、夷夏、释道先后、伦常等问题。其中尤以释、道先后问题的辩论最为激烈。由于涉及到唐王朝的三教政策，故太宗出面干预，下诏曰：“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到唐中宗、武则天时期，又开始重佛轻道，并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士吴筠还在《思还淳赋》中，指出佛教在中国兴起后，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纲常关系，带来许多弊端，“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夺真宰之柄，操元化之纲”。中唐以后，佛、道之间的论争较之前先有了明显的缓和，但到唐武宗时又有了一次尖锐的斗争，发生的灭佛事件。这次事件固然与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和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共同排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已严重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
中唐以后佛、道融合的表现，一是道教学者大量吸收佛教某些思想，以充实发展道教理论。二是佛教对道教的汲取，以天台宗和密宗最为突出。两教开始走上了和平共存之路。中唐以后佛教与道教融合还表现在三教讨论会上，双方在讨论会互相攻击的情况减少，往往是同归于善。宋朝时，除徽宗一度抬高道教压制佛教外，大都注重掌握好佛、道二教的平衡。在金、元时代，全真道汲取佛教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从教理、教义到戒律清规无一不透露出佛教的影响，创始人王重阳不但宣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劝人诵读《心经》，还提出“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的立教宗旨。佛教也在继续吸取道教思想精华，如万松行秀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