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毕业生结合村庄实际组织民众学校，并训令各地政府予乡建院毕业生先行委任之优待。“凡经有民众学校筹备成立之一区即作指定之区，以后不拘任何一区，区长出缺除应照章以本院结业生优先委用外，并调任该指定区域以图双方互为照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令》，《乡村建设旬刊》1933年第16期。虽然在实际中并未严格执行此规定，但随着相对专业的乡村运动者被乡建院“投放”乡村，他们也润浸于乡村治理的领导群体。
直至1933年7月，邹平和菏泽同时被划定为全国县政建设实验县，山东乡建院始得真正放开手脚自主建设，“办事比较顺手”，不再与省教育厅就乡村组织名称及领导权等诸事纠缠不清。二县虽均由乡建院指导，行进方向却侧重迥别，邹平以村学、乡学展开，注意乡村组织实验，乡村运动者真正契入乡治领导层，融合性进一步加强；菏泽以乡农学校为基本单位，突出地方自卫及训练民众，政府因素强势渗入。
在邹平，梁漱溟对村学、乡学组织，是这样描绘的：“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阖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领着众人一齐讲求讲求；还恐自家人知识不足，更请位教员先生来指教我们一切。这便是村学的组织。有些事不是一村办得了的，必须临近多少村庄（亦就是一乡）联合起来才行。这时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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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教便是乡学的组织。”梁漱溟：《村学乡学须知》，萧克木编校：《邹平的村学乡学》，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第125页。在此领导体系中，既有传统“有品有学”之士绅，又有“教员”（乡村运动者）。传统领袖地位尊，担当调和大众、监督理事和日常公事之责；外来乡村运动者和辅导员（县政府或乡建院派遣）则较为明白乡学、村学办法，教育乡民推动制度运行。如此，乡建院既重用“乡绅权威”，又实现了藉由乡村运动者顺势进入权威群体，引导和培植乡村新生力量。传统乡村领袖发挥作用的同时，乡村内部新式人才也渐趋成长日见其重。
在新乡土领袖中，既有土生土长的乡村青年，又有毕业于专科学校的新式学生，还有来自乡建院及其下组建的乡农学校或乡学村学中的自培子弟。如邹平贺家村村学，学长“是一位乡望素孚的五十二岁的长者”，“贺家村里各种纠纷，他是一言可决的”，一位学董“五十三岁，充任庄长数年，为人乐善好施，素为村民所信仰”；另一方面，也有学董“曾受研究院前办乡农学校高级部之训练，对于院方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