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页。他们既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绕不开的必经环节，又是乡建院设计图纸中的重要一环。1931年冬，乡建院训练部师生开展了第一期乡农学校构建实践，旨在“集合乡间领袖以学校指导农民生活，谋其一地方乡村建设之推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试验县区乡农学校暂行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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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辑部编：《乡农教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第282页。这里的“乡间领袖”，意在充分利用士绅贤达及其声望，发动组织村民参与。实际操作过程中，早在乡农学校的招生环节乡建院即通过乡绅出面宣传解释，真正吸引农民参与；又如乡建院师生在校舍难觅或遇其他机关掣肘时，问题解决仰赖“地方上很有声望的绅士”；甚至农民的上课秩序亦倚仗各村士绅协助维持。乡村治理展开初步正是充分联络乡村领袖，运用和强化传统乡村社会中这一“单一治理权威”。
第一期乡农学校于1932年初结束，“系乡治建设之第一次正式试验”。乡建院师生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担当引导者，真正依凭的是乡村“一元权威”，即绅。然而同年，经山东省政府一三四次政务会议决定，寄托着乡建院赓续宏愿的“乡农学校”被迫更名为“民众学校”，并督导旧济南道二十六县试办，统归山东民众教育体系。就乡建院及其毕业生实践区而言，名称更变，只是原有乡农学校的毛皮小异，并不构成实质内容改变。在第二阶段，政府和已毕业的乡建院学生（即独立开展活动的乡村运动者），顺势加入乡村治理领导层，逐渐打破传统“单一治理权威”。
一方面，省教育厅及下级部门介入，政府因子俨然向这一新型乡村组织渗透，着重体现在民众学校办理步骤上与政府交集。此前乡农学校只需进行筹备试办、组织校董聘请校长、宣传招生、造具名册开课即可，而在此时，乡建院所设计的改称为“民众学校”的乡农学校已非由乡建院直接全权指导，还要向教育局立案、县政府备案，校董亦由县政府加委，补助金由县政府转饬财政局发放。过程繁复，在筹备时间线上亦可反映。以济阳第一区中山村民众学校为例，从校董选举到正式认可其资质，前后历二余月，而初期乡农学校实践前后运行不过三月。另一方面，乡建院毕业生真正以乡村运动者身份独立指导和建设乡村组织。第一届训练部学生结业后，一部分留邹平继续协助乡建院，另一部分则返乡开展各村组织搭建。依省政府要求改名“民众学校”后，乡建院随即传达山东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