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争议。首先，第七十三条“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若在住处执行，可能会影响侦查，所以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后，也可在指定居所执行。问题在于该如何理解“无固定住处”，是在中国领域内，还是在侦查机关所在地，空间领域范围不明确。结合现实考虑，嫌疑犯在中国领域内没有固定住处的可能性很小，但若是按照侦查机关所在地来分析，那么非本地嫌疑犯可能都符合条件。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新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限制。其次，按照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需先判断是否达到逮捕条件，这是司法机关的一项监督权，检察院要先利用手中的证据分析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然后判断构成何罪，最后决定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此条规定中，公安机关可自行判断。如此一来，其实就躲避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可能会出现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现象。
（三）庭前会议制度
新法增设有庭前会议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庭审程序太过激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影响庭审效率和最终结果，所以设置庭前会议制度加以缓冲。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庭审重点以及审理方式等内容加以强调，进而确保庭审工作顺利开展。自新法实施以来，震惊全国的刘志军案、薄熙来案等重大案件均经过了庭前会议环节。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法律效力、审议范围等原因，庭前会议数量并不多，在起诉案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首先，庭前会议审议范围不够明确，以至于某些地方出现重复开庭的情况，造成明显的资源浪费。部分地方没有真正理解庭前会议的内涵，没有抓住其工作重点，而是在此环节就展开实际调查、取证，把正式开庭后的事情提前完成，然后再度开庭，一方面重复开庭，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程序。所以，司法机关应该明确指出庭前会议阶段的审议范围，比如限制在证人出庭名单、证据掌握情况等范围内。
其次，庭前会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很多案件中，庭前会议环节虽达成合议，但在之后的正式庭审中则轻易被推翻，庭前会议几乎等同于虚设，毫无法律效力，必然会影响到庭审质量。所以，笔者建议：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确认为非法证据后，不得再用于提起公诉的依据；若庭前会议中，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某项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没有足够的新证据时，不得随意更改。
（四）律师执业权利
首先，律师在实行会见权时存在障碍。旧版《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便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具体执行时，看守所则又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