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加的人越多，其他人探寻的“真实”的方面就越少，他自己的“知识”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补充和丰富，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他的“知识”就显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矛盾百出，路子也越走越狭窄了。此外，探寻“真实”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个过程中，“强加”的情况越是频繁地系统地发生，接近“真实”的速度也就必然越慢甚至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无论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整体或整体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个人抑或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别的个人都是不应该的。如果说在佛教中破除“我执”和“法执”是教徒们证道成佛的必要途径的话，那么，世俗的人们在追求“真实”的时候多些互相承认、多些互相尊重、多些宽容，少些偏执、少些整体主义观念，应该说更有利于接近共同的目标。波兰尼在谈到他的个人知识观的支柱“寄托”的结构时说，“个人性与普遍性都是互为必要的条件”。“个人性通过对普遍性意图的断言而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普遍性则由于它被承认为这一个人寄托的与个人无关的条件而得以构成。传统的客观主义知识观显然不接受知识的个人性，”它要最大限度地剔除知识中的个人成分，以达到理想的、与个人无关的、绝对客观的知识。在这种整体主义中，“个人”消失或被镇压了，“客观”垄断了它的整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灾难是其必然的结果。五百年前布鲁诺的遭遇就是一个发人深醒的例子。由于拥有话语权的罗马宗教法庭自任是“客观”和“科学”的代表，因此，“不科学”的布鲁诺就惟有在火刑柱上受死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在“客观的”、“科学的”世界中有了个人知识的一席之地的话，历史上的布鲁诺们、伽利略们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悲惨，尽管历史不允许假设，尽管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此外，由于科学主义只强调“科学”和“客观”而忽视了人，它也已经给现代世界带来了令“科学的”人们始料不及的灾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的沦丧等等），因为它所强调的“科学”已成了“我执”和“法执”，而当“天人合一”中的“人”被抽走了以后，“天”就不可避免地横行肆虐于世了。其他领域中的整体主义性质与此相同，危害与此一样巨大。如果亨廷顿所称的“文明的冲突”果真存在，那么，若在这些“文明”间能恢复个人知识的本来地位，这样，人们也许有理由相信，即使这种类型的冲突最终真的不可避免，它至少也不大可能是整体性的、大规模的。如果说人性之爱、良知、理智是人类为了避免非理性冲突而必须坚守的道德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