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现代工业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重新结合“农工结合”，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实现农村城市化基础上的城乡共同富裕与繁荣，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我国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应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利与城乡协调发展的新体制，缩小城乡产业间巨大的物质水平差别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单靠农村的自我努力，是不够的。在产业政策上应把工农业放在各自应有的地位上，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促使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现阶段，首先应调整工农业发展过度和投资比例；第二要调整工农业产品间和农业内部产品间不合理价格比例；第三要加强城镇建设，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建立大中小配套的城市体系。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考察铜梁县农村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民把农业变成副业，把其他收入作为主要收入，即我们在促进农民致富过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走兼业非农业道路。兼业经营会提高农民家庭内部劳动力的利用率，保证农民家庭就业的相对稳定性，使农民获得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但由于我国农民兼业化不是在专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半给小规模土地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兼业化会抑制土地的适当集中，阻碍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也会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而且随着非农业收入的提高，难免有些农户会把农业变成副业，如上述我所说的铜梁县农户的例子，对土地实行粗放耕作，或进行掠夺式经营，甚至“抛荒”，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极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目前这种兼业化不应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仅是一种过渡模式，应尽量创造条件使剩余农业劳动力形成“分离式”转移，促使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进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破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关键在于均贫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而办法就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转移了近2亿农业劳动力。人们原以为，今后的担子很轻了，但从另一组数据来看，其实任务依然严重。原因有三：一是农村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超过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二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三是工业因有机构成的大大提高，以致资本吸附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中央党校周天勇、胡锋教授的研究认为：就业压力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比原先的预见要大的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他们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预测，从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