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
f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唐朝从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居首位才能政绩居次对官员的考绩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六典》卷二《吏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的这种“德”重于“才”的观点几乎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员选拔的基本精神。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明朝高拱也提出：“才德兼者上也”“若夫钧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备之人，而厥其一者，断不可为也”。2、考绩与监察重德（考核官员重视品德）为了对官员的德行进行监督古代还建立了考绩制和监察制。考绩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通过特定的手段和途径考核官吏的德、绩以决定官员的升贬奖罚才、其中特别突出对“德”的考察。如唐代具有严密而完备的官吏考核制度，以“四善二十七最”作为对官吏的考核标准。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始勤匪懈”，这是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二十七最”则规定了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各个部门的长官依据这一考核标准，每年评定属官的行状，分别列为九等，并给予一定的奖惩。宋代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官吏们只要在任内不出错就可升迁，因而各级官吏苟且因循，坐待升迁。元代则沿袭了历代汉族地主政权的考核制度。明代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通过“考察法”来实现的。所谓“考察法”，即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法考察官吏。考察又分为“京察”和“大计”“京察”是每隔六年对中央官员进行考察以决定。去留。从州县到府道司，三年一次，层层考察属官，再汇总至督抚复核，造册上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