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63页）。所以福柯说，《堂吉诃德》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语言也成为最高但又隐而不显的存在，人们开始思考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对立出现了，语言不再是世界的相似物，思想不再指向世界。语言要把世界组织进自己的秩序之中，于是，语法出现了，通过语法，语言实现了自我的完善，语言开始借助各种语法手段来传递一个命题的意义，而这些手段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表象的意义了。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需要建构一种普遍的秩序科学，这种秩序科学是既能分析表象的符号学，又是能够把同一性和差异性统一到一起来的分类学。前者涉及到的是关于真理的科学，而后者则是关于世界存在物的知识，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发生学，也就是假定了一个渐进秩序的规则。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通过分类和描述，世界上的存在物，比如动物、植物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被塑造出来的类别和归属，以及在语言中自己呈现给读者的形式。古典时代的这个认识型控制着人们对话语、自然存在物的理解以及财富的交换。在这里，福柯提醒人们注意，在古典时代，或者说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之中，生命并不存在，只有生物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对语法的理解，只能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或者说普通语法的研究才能实现，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人文科学，更不存在后来人类学中心主义者所说的“人”的存在。四、现代认识型到了十九世纪，语言发生了新的排列，语言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具有表象的功能。大写的历史出现了，其原因在于“思想只有在它自己的历史的根基处重新认识自身，才能完全确信无疑地为这一事件的独立真理提供基础”（284页）。这是有关真理和普遍规范的历史，这种大写的历史支配了人类的经验和历史，它是规范和普遍真理，内在于人类的小写的经验性的历史之中。于是，在这新的时代，语言不再指向对象，而是词与词之间互相交流，通过一些手段将词相互关联地排列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观念学和批判哲学的共存。观念学不关心表象，不关心表象的界限基础和根源，它只是把所有的知识安放在一个空间内，然后阐明之所以能够组织起这个空间的知识是什么。因而，观念学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则试图对表象进行询问，询问表象的根源和界限，对观念学的可能性进行批判。于是，从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