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未成立，因此本案自始至终不曾存在有效的合同，原告同样无权主张合同责任，而只能按照不当得利等主张权利。所以，在法庭审判时，首先应当由原告对于谁是合同的向对方进行论证。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原告应当向法庭明确表述其当时签订合同的“要约人、承诺人”到底是谁，如果其不能准确表述，则可以按照合同未成立对待。如果原告认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要约（或承诺）”是甲和某公司共同做出的，则其必须对其主张的“甲和某公司共同做出承诺或要约”的行为进行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则只能意味着其对合同相对方存在重大误解（即本来要约或承诺人是甲和某公司中的一方，而原告却认为是两方），如果其不行使撤销权的话，
f则由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确定合同的当事人（即确定要约或承诺的实际发出人）。也就是说，在程序上，必须先由原告对合同相对人进行“指认”，如果其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然后再由法院进行认定，如果法庭也不能认定，则最终只能按照合同未成立对待，可以按照不当得利等方式判决。采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准确认定合同主体，而且也能防止原告将过多的证明责任推给法庭，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恶意起诉。
具体到本案来说，原告可以选定甲和某公司中的一方作为合同相对方，也可以主张甲与公司是共同的合同相对人，但不论是何种主张，其必须举证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则由法庭根据全案证据自行认定。比如，如果原告自行“选定”了某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则甲可以免除责任。而如果原告恶意不选定被告，或者坚持甲和某公司为共同被告，则其必须承担完整的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可以认定合同因为相对人不确定而没有成立，仅判令实际受益人承担不当得利的责任。这样既体现了对原告的补偿，同时也惩罚了原告恶意主张诉讼的行为。
至于甲和某公司的关系，从司法实践来看，认定法定代表人是否是“代表”行为，要从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名义”、签合同的地点、合同的履行方式（如标的物交付地点、收款地点等）等方面综合认定。从本案来看，原告似乎没有这种证据（或者说案例没有介绍这种证据），因此，应当视甲的行为为个人行为，而不是法人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甲的行为不能视为“表见代理”，因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要么是自然人行为，要么是法人行为中的法定“代表”行为，一般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仅发生在法定代表人之外的人身上。
二、关于本案的付款条件
本案当事人关于付款的约定采用了附停止条件的付款方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