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政府与市场之间原来存在的非此即彼、相互替代的关系逐渐被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所替代，政府与市场同时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都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三、转轨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俄罗斯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比较
1转轨经济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与实践的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欧洲和亚洲有三十多个国家出现了从中央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转轨。然而，最初指导这场大规模体制转轨的理论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华盛顿共识”。该学派认为，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经济计划才能成功。为此，萨克斯（JSachs）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主张将在拉美国家产生过短暂作用的“休克疗法”（ShockTherapy）沿用到东欧国家及俄罗斯，实行“大爆炸”式的改革，而政府的作用只是稳定货币和金融以及明晰产权。经过改革，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下降以后逐渐改善，即存在一个经济绩效的“J曲线”效应。然而，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并没有持续出现“J曲线”效应。恰恰相反，转轨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等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和严重的经济停滞与衰退，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幅上升，经济绩效呈现“L曲线”走势。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经济失控后，转轨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第二阶段改革，重塑宏观体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转轨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重创和冲击，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转轨国家纷纷加大国家干预的力度，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稳定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为转轨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的恢复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学派进行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等市场失效问题，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要同微观转型结合起来，政府应当控制改革的速度和节奏，不应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在转轨初期，作为转轨推动者的政府决策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当转轨走上正轨后，很多需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