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不仅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与此同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罗斯福新政”成为将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实践中成功运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纷纷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道路。随着二战后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西方国家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第四阶段是政府与市场分工均衡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1998年）。20世纪70年代，由于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建立丰厚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矛盾暴露出来而陷入“滞涨”之中，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缓，经济危机频发，失业数字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对此，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一贯的解释力，国家干预主义又让位于新自由主义。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左右国家经济生活。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与市场相互交织，逐渐形成了“强市场强政府”的均衡局面。第五阶段是政府干预重新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至今）。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推行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在实践上表现为长期退居非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直接导致三十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
从横向比较看，按照政府与市场之间作用力量的大小，不同区域的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形成了多种模式，包括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
gloSaxo
Model，简称ASM）、莱茵模式（Rhi
ela
dCapitalism）和东亚模式（EastAsia
Model，简称EAM）。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信奉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莱茵模式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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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由国家调节的、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力量在调节经济活动方面的作用，并在市场调节无效时由国家进行必要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亚模式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上述各种模式在长期实践中都有其积极方面和不足。因此，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既体现出各国不同特点，也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