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在“帝国主义侵略论”中，只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中恶的方面，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外壳掩盖下的本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复杂的矛盾运动，以及通过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国不断地走向现代社会的趋势。而罗荣渠教授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恰恰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这种为“帝国主义侵略论”所忽视的复杂矛盾运动过程，从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探求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罗荣渠教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西方工业文明侵袭进来以后，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矛盾运动划分为三组，即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一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37页）罗荣渠教授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既要重视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不能忽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客观趋势。
通过对以上两种倾向的批判和反思，罗荣渠教授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在第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用西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中国文明的过程，在后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在西方文明的破坏下不断受到挫折的过程，它们都忽视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39页）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明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就不可能至少不能这么早地启动现代化进程。因为在西方工业文明到来前夕，中国内部本身根本不具备自发走向现代社会的条件。不仅如此，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自身衰败化过程之中。但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地由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不断地改革自身的同时也在改造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必然要同中国社会自身的运动相互交织并受到改变。“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既不能看成是‘外因’引起的单向运动，也不能看成是‘外因’与‘内因’对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