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刘希夷的七言歌行，《代悲白头翁》和《北邙篇》都有三个写本4。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七言歌行比其他诗体更能展示“唐音始肇”时期的时代审美风貌。然而，长期以来，不少文学史专著在讨论初唐诗歌时，重在强调沈、宋“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律诗定型化）的功绩和陈子昂提倡“风骨”、“兴寄”（诗歌内容革新）的贡献，而忽视了七言歌行的重要意义。事实上，盛唐诗歌决非只是沈、宋律诗和陈氏五古的苗裔，姑且不论那些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的七言古诗，就是在近体诗“风骨声律兼备”的审美特征中，也含有初唐歌行的血统。另外，初唐歌行情韵宛转的独特风格，本身就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流风馀韵，嗣响无穷5。至于它那鲜明的群体特征，尤为清晰地显示出齐梁诗风向盛唐气象过渡的演进轨迹不仅是诗歌风格、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而且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类型的重要转化。
二和盛、中、晚唐的七言古诗比较起来，初唐歌行的诗人个体特征不突出，而呈现出一种相当鲜明的群体风格。这种风格在四杰的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后来弥漫整个初唐诗坛，这就是人们习惯上说的“王杨卢骆体”6。“王杨卢骆体”的概念最早见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后来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也列有此体，都未明言专指四杰的歌行，但四杰的歌行无疑最具特色。到了明、清时期，“王杨卢骆体”逐渐成为初唐歌行的代称，何景明的《明月篇》公开声称摹仿“唐初四子”7，胡应麟把“垂拱四子”的作品看成初唐歌行的典型8，而沈德潜更从诗歌的“格调”出发，直截了当地指出：“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9。把杜甫提出的概念，限定为四杰的歌行。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刘希夷《公子行》说：“此初唐七古体，少陵所云‘劣于汉魏近风骚’也。”又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犹是王杨卢骆之体”。“王杨卢骆体”主要有哪些特征呢？初唐歌行作者如云，题材多样，内容庞杂，它们大致相同的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其中普遍蕴藏的咏叹人生的伤感情绪之外，我们不能不从它的语言结构、节奏韵律、修辞手段、表现手法等方面去寻找答案。因为，这些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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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语言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深厚的时代审美心理内容。“王杨卢骆体”最鲜明的特征是具有和谐流转的音韵美。在此之前，庾信和梁元帝已开始注重音调，其《燕歌行》音律已相当优美。但总体说来，齐梁陈隋的歌行还是“音响时乖，节奏未协”10。。而当四杰登上诗坛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