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卢骆当时体
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
周裕锴
一初唐七言歌行的兴盛，正处于所谓“唐音始肇”的重要时期，即初唐的后半期从武后控制政权起到玄宗开元初为止，大约五十年左右。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泥淖向顶峰跃起的关键历史时期。初唐前期七言歌行几乎响绝音沉1，而在高宗、武后交割政权之后，王、杨、卢、骆异军突起，沈、宋、刘、张佳作纷呈，一刹时，急管繁弦，哀吟悲歌，把一个死寂的七言诗坛躁动起来了。这种断裂后的复接，沉寂中的爆发，简直令人不可理喻，我们似乎只能作出这样种种猜测。首先是诗人队伍基本成分的改变。太宗时期的诗人大都是前朝旧臣和本朝新贵，宫廷文馆的生活，使他们对梁、陈五言宫体诗的形式相对感到适应。而武后时期崛起的新一代诗人如四杰、刘希夷、张若虚等都沉沦下僚，复杂的经历，骚动的情绪，对权贵的蔑视，对功名的热望，对现实自由的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反思，使他们很难满足于典重朴实的五言形式，“非长歌无以骋其情”。同时，在统一王朝下出生的一代新人，受到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的撞击，心胸开阔，目光宏大，从宫廷到市井，从台阁到江山塞漠，诗歌内容的开拓变化，不能不涉及到形式的重新选择创造。于是，他们跨过本朝勋贵的七言断裂带，在前朝遗留下来的文学样式乐府歌行和抒情小赋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史载武后偏爱七言歌行（见《唐诗纪事》），她称赞苏蕙的回文诗“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徘徊宛转，自成文章”。这些特点与初唐歌行的风格非常接近2。武后自己也写过一首七言歌行《游仙篇》，完全是标准的“王杨卢骆体”3。她的提倡对七言歌行的兴盛也有促进作用。但更深刻的原因也许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唐王朝经过五十馀年的休养生息，封建经济空前发达。如果说太宗在位时还一度崇尚节俭的话，那么，武后时的第二、三代王侯早已忘记了前辈创业的艰辛。宫阙壮丽，甲第连甍，歌舞宴游，求仙访道，成了长安、洛阳两大帝都文化生活的主要标志。正如汉武帝时期大赋的出现一样，帝京的繁荣也为初唐歌行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为具有赋的性质的七言歌行比五言诗更能有力地反映这样繁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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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生活。总之，在整个武后统治期间，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七言歌行大为盛行。卢照邻《长安古意》、宋之问《龙门应制》、《明河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李峤《汾阴行》、郭震《宝剑篇》都名噪一时，骆宾王的《帝京篇》更被誉为“绝唱”。敦煌卷子中传钞了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