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后之。是以圣人居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为政者要使民心归附，最忌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因为这样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而社会也必将动荡不安，对此，老子的建议是把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比统治者的地位还要高，用以下对上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子民，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这样做的好处是，虽然没有贵为人君的威严，但却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最终使君民关系保持在一个融洽的状态下，即和谐。“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道德经》第三十章），自古以来，大部分的开国君王都是在马上得的天下，但他们明白不能以武治天下，因而在夺取政权后或施仁政，或修生养息，这些都属于道的治国理想，虽然强大的武力可以维持国家暂时的安宁，但却不会长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当人民对暴政忍无可忍的时候，死亡的威胁也不再具有震慑的威力，失民心者必将失天下。“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
f神。（”《道德经》第六十章），在施政方面，治国跟烹小鱼是一样的，不能经常地翻覆，政令从制订到执行都应该非常地严谨，并且要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绝对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否则，政府将失去人民的信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混。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统治者治国应该遵循道的规律，行无为之治、不言之教，以引导代替决断，让民众自为，这样，天下才会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可和睦平静。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又怎能不稳固，社会岂能不和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章），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并且会引人争斗，进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和睦，对此，老子的建议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若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则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