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颇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摧垮也未可知。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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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