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很难见到他。而我却有数次机会拜访并与先生深谈，实为荣幸。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志忑不安地按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门随之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己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仰慕己久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杨蜂先生。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冯友兰、吴组湘、季羡林等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那天钱钟书先生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钱先生谈择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但钱先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宣传他，不要写他，谈话内容不可向外传播。钱先生如此信任我，令我激动不己。应我的要求，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用毛笔题写了“好学深思士方同志属题钱钟书”。钱先生的签名是十分美妙的艺术品，他将三个
字巧妙地合成一个字，你仔细看又能看出三个字。这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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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信。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1988年11月23日，我与钱先生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在钱先生寓中。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仍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档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谈了对另外一些r